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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道、佛”三个字看轴心期中国文化

大象画框2018-12-01 07:55:17

从“儒、道、佛”三个字看轴心期中国文化

本文采用了著名画家王心悟先生的部分油画作品作为配图,以彰显文化厚度,使其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并以飨读者。在此,衷心感谢著名画家王心悟先生!

       

现在,我们从“儒”、“道”、“佛”三个字的说文解字意义来看轴心期中国文化的大致面貌。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就是用文字的象形、构型来象征一个事物,来指事、写意,它既可以叙事又可以抒情。

首先说“儒”

东汉时期的许慎有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说文解字》,它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还是一部文化典籍,我们文史哲的许多学科领域,要想扎扎实实地做学问,都必须从它开始学起,除此别无他路可走。《说文解字》说儒是“术士之称”,胡适之先生说儒就是“殷民族的教士”,术士也就是教士。可见儒是一种职业,其工作性质是主持和参与祭祀活动。

上古时代,祭祀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人与神之沟通。我们的远古先民不能解释自然界和人自身之变化,为什么会打雷,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有地震有火山爆发,人为什么会生孩子,等等。人当时无法解释,只能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神意。于是人和神就要沟通,与神沟通就要懂得神的语言,就像外语,不是谁都能听得懂的,那么谁懂得神的语言呢?就是儒,儒又可叫巫或觋,他们是儒的两种性别,巫是女性,觋是男性,叫巫公。

大家会说:这不是封建迷信吗?不能这样说,因为在我们的古代社会,人和神是必然要沟通的,这个神还包括人死去的祖宗。上至国家,下至家族,这种祭祀活动是经常要做的事情,要祭祖祭宗、祭山水、祭社稷等。祭祀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是发生频率非常高的大事,因此需要很多专业的从业人员。就像我们今天,与外国人打交道需要大量的翻译,古代人与神打交道同样需要大量懂得神的语言的人才,这个神并不是后来宗教的神。于是,这个儒就有两个特征:第一,他要有文化,要能理解人如何与神沟通,要理解祭祀的仪式;第二,他反映了从神到人的过渡,儒的起源有神秘色彩,到了后来,在孔子诞生以后,并且以孔子被当作儒的时候,儒家就有了人学色彩。

孔子是一个儒,是后世所说的儒家的祖师爷。为什么说孔子是儒呢?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裔,虽然孔子当时的地位很低贱,是布衣身份,但他的先祖是有地位的,我们知道儒是殷民族的教士,可以想见,孔子的祖先就是殷商时期有名的儒,故孔子是儒的后裔,他身上有儒的血统,而且孔子年轻的时候就从事儒的职业,准确说是儒职业中较低贱的职业,孔子说他爱唱歌,他说:“只要没有哭丧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唱歌。”哭丧也是一种祭祀活动,只是它是儒职业中最低贱的一个等级,是最下贱的一个工作。

正因为孔子有儒的血统,孔子干的事情具有儒的色彩,所以后来孔子创立的文化学派就叫儒家,孔子就是儒家的祖师爷,被孔子收集编订的六部书就叫儒家经典,凡是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就叫儒家学派。从此,神学色彩慢慢退却,人学色彩逐渐加重。因为到了孔子,他已经不关心神,“子不语怪、力、乱、神”,甚至不关心死,“未知生,焉知死”,他关心活着的人,关心人与人的关系,关心人生活的这个世界,关心国家,关心社会,所以孔子的学派是人学,或者说仁学,无论是这个“人学”,还是那个“仁学”,都消退了神学色彩。

孔子这个儒与孔子之前具有巫色彩的儒相比,虽然神学色彩消退、人学色彩加重,但保留了神学的形式特征,就是仪式。不要小看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对儒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儒家是为等级社会提供理论依据的,是为专制社会服务的,而等级社会外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态就是仪式。

在古代祭祀活动中,谁来主持这个祭祀,谁来参加这个祭祀,祭祀的时候谁坐在中间、谁坐在两边,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乱来,这就是等级。阶级社会把这些等级符号化,变成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内容。这种对仪式的强调,在我们今天这个仍然存在等级的社会里处处可见。开个大会,谁坐在主席台,谁坐在中间,谁坐在两边,都是等级的形式化,或者说等级的符号化。如果在街上走,或者在很休闲的场所,你看不出来谁是官员,谁是老百姓,谁是大官,谁是小官。或许当大官的比起老百姓更其貌不扬。只有在符号化的仪式中,人们才能一目了然地辨认出谁是官员,谁是老百姓,谁是大官谁是小官。官员在台上作指示,百姓在台下做记录,而无论官员的指示重要与否,精当与否。这就把社会的等级通过一种形式、一种符号固定下来,然后弥漫开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将神学仪式保留了下来。

所以通过“儒”这个字,我们可以发现两点:第一点,轴心期中国文化经历了从神学到人学的阶段;第二点,轴心期中国文化具有人学正面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专制的负面因素,这种人学与专制的共存就构成了轴心期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个特征就像一把双刃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第二,说“道”

我们来认识这个“道”字,这个字比“儒”简单得多,它就是“道路”的“道”。《诗经》里有这么一句,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就是说周王朝的道路像磨刀石一样平整,而且很直,就像射出的箭那样。“道”是一个象形字,像人在路上走,故道迹指道路,又指人在路上行走。“道”作为名词指道路的时候,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从起点到终点,第二个含义是轨迹、边界,第三个含义是走路的方法、行道之方。“道”作为动词就是“说”,像“李逵道”“宋江道”等,此处不赘。这个“道路”的“道”后来又延伸为我们今天所说“道理”的“道”。任何一种道理,都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起源与终点:宇宙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要到要到哪里去?要回答这些终极追问。第二个是任何一家的道理都要遵循规律,规律其实就是轨迹,人不能越轨,越轨就要翻车。第三个就是方法,做事要讲究方法,要讲究技巧,就是方法论,就是行道之方。但这些是广泛的道,还不是我们说的道家之道。

道家之道出自老子的《道德经》。老子专门讨论了这个道,按他的说法,道是关于世界的一个本体、一个起源,是关于世界的最高的、最根本的一个范畴。于是这个道就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从一个实体的道引申为道理的道,从而从物质的层面上升到精神之层面;第二个阶段,它就从泛指道理的道,衍变为中国重要的文化流派——道家之道。这样的衍变反映了轴心期的一个文化形态,就是说,轴心期的文化同样从物质的层面,或者说从人对事物观察的层面,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于是形成了很多文化流派。道家之道只是先秦诸子的道之一,每家都有自己的道,比如儒家也有自己的道,宋代专门有道学,鲁迅骂的假道学就是指宋明理学。后来佛学也有自己的道。

所以如果说“儒”这个字是从神学到人学的一个上升。那么,“道”这个字就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之升华。这表明了哲学文化的多元化,天下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道,轴心时期古希腊的道和古罗马的道不一样,古埃及的道和古印度的道也不一样,即使在中国这块版图上,儒家不同于道家,墨家不同于法家,还有杨朱、阴阳家、名家、墨家等,各家的道皆不一样。这是一个文化多元期。

第三说“佛”

我们可以先看“佛”这个字,严格讲,佛在汉语里面出现的时候,中国已经不在轴心期了,因为佛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东汉初年,也就是公元1世纪,而轴心期的下限是公元前2世纪。

我们先看佛之本意,从佛之本意上我们同样可以观照轴心期文化的一些特征。佛之本意乃悟、醒、智之意思,它的反义词乃是迷、惑、愚。佛这个词在梵语即古印度语中是一个泛指,凡是觉醒了的、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就叫佛,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明白人或智者。在公元前5世纪释迦牟尼出现了,其实他不叫释迦牟尼,他的全名是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后人对他之尊称,“牟尼”是圣人之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释迦族的圣人”,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称孔子为孔圣人。乔达摩.悉达多本来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这个王国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本来王子到18岁就要继承王位,但17岁那年,他驾车经过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东门见老惨,南门看死尸,西门遇病丑,北门逢沙门,突然间大悟,也就是佛经上常说的“四门感悟”。乔达摩.悉达多悟道了什么?从前面的三个门,他看到种种人生惨象,悟出了人生是一种痛苦,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是一种痛苦;从最后的一个门,他看到了人生之出路之所在,像婆罗门那样出家修行。于是,乔达摩.悉达多放弃王位,出家做了苦行僧,传道去了,所以他觉醒了,他悟了,印度人就把他称为佛,把泛指人觉悟的一个词专指他一个人了。释迦牟尼成佛了,佛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开创了佛教,凡是信佛教的人都叫佛教徒。

“佛”由泛指到特指,此种变化与汉语中“圣人”之变化非常相似。汉语中“圣人”一词,在孔子之前泛指道德品质特别高尚的完人,比如尧、舜、禹、汤、周文王、周公等。后来孔子成了孔圣人,再后来因为孔子太有名了,人们就直接把他当做圣人之代名词,圣人变成孔子了,于是“圣人”这个词由泛指变成了特指。从“佛”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出轴心期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的觉醒。雅斯贝尔斯说轴心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人的觉醒是在轴心期形成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人的觉醒,知道自己的来源、自己的归宿,知道自己怎么应对复杂的社会,然后用哲学、悲剧、雕塑、绘画、音乐等各种语言方式,来表明人的觉醒。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轴心期是一个“佛”不断上升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佛”的时代。

通过儒道佛三个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轴心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即天下道术之特征。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从禅到人;第二句,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第三句,从迷茫到觉醒。这些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儒道佛这三个字体悟到、感觉到。《庄子.天下》讲,天下道术后来裂变为一方之术,乃至各方之术,成为方术。所谓方术就是一方之术、一家之解、一孔之见,所以轴心期是一个文化争鸣、百花齐放之时代,各种艺术、各种文化学派都可以同时并存,那么,这样一种多元的文化格局,以及这种具有鲜明人文色彩的、标明人的觉醒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共存的文化思想内涵,就对中国文化的早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2012年7月8日写于风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