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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尖大飞过

旧美术楼2018-09-04 11:44:11




我去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的艺术思潮和流派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封闭已久的中国,年轻人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新奇事物,所以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但那时中国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很严格,当时的绘画艺术界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我把这种现象叫作存在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紧跟形势,创作内容配合政治需要。另一个集团多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追求自我,追求新奇,但是我们的艺术追求不被当时的社会认可,没有展览展示的机会。所以我称呼这些艺术家为“地下艺术家或前卫艺术家”。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一些国外的记者或外交官,他们比较欣赏前卫艺术,因此给予关注和扶持。他们经常周末在自己家里组织“西方人的洋沙龙”包括开小型的画展。他们有时候会收藏一些我们的作品,或赠给我们国外画册,推荐外国的作品,让我们了解海外信息,偶尔有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被某个人带到国外展览和出售。


1986 年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周思 Nicholas Jose,他是当时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88 年我们在他家搞了一个四人的小型画展,请了不少朋友也卖出了一些画作。一天周思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澳大利亚高级艺术代表团访问中国,要参观我们的展览。代表团一行三人,一个是塔斯马尼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Jeoff Parr,一个是国立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David Williams,一个是国立美术馆馆长 Betty Churcher。我们见面后讨论起来,其中塔斯马尼亚艺术学院院长说了一句话,意思是“中国没有后现代艺术家”我听了以后很不服气。虽然不懂英语,血气方刚的我还是与他争论起来,而且还相当激烈,这可忙坏了周思的翻译。三个月后我们办展览的三个人收到了来自塔斯马尼亚艺术学院院长的邀请函,请我们作为暑期访问艺术家到澳大利亚作为期三个月的访问。我们很高兴立即着手办理护照,由于审批手续复杂繁琐耽误了时间,直到 1989 年 月才得以成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又赶上澳大利亚的夏天,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与北京灰蒙蒙的天空相比,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三个人有各自的工作室,每个人都理头苦干,三个月下来我画了 30 多幅作品。结束时我们办了一个画展,院长给我们每个人都作了总结。对我的评价吓了我一大跳,他说我是“中国超现实主义的第一人”,在艺术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听了这话我很震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这么好。然而他毕竟是教授,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从心眼儿里感到高兴。在后来的岁月里教授给过我多次的评价,从中我可以清楚的知道他当时说这些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我来澳大利亚之后办的第一次个展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那里他有一句话,说我是“十亿中国人中的代表”。


三个月访问艺术家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回到中国后刚好赶上1989年夏天的政治风波。院长担心我的命运,随即他又发邀请信让我回澳洲去,我感到在国内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糟糕,而且刚回国,想再看看就婉言谢绝了院长的邀请。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着师生间的密切关系和通信联系。1990 年院长联络文化参赞周思,悉尼当代艺术馆的副馆长 Bernice Murphy 联名给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我是一个重要的人才,希望我能够回到澳大利亚并且帮助我申请艺术基金。19906月我收到了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一年的邀请函和特别为我拨付的一万澳币的资金。于是我第二次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始了我在异国的行程。从那时起到 2008 年回国设立工作室,我在澳大利亚生话了18年。


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搞艺术的人基本上属于一各个独立的小圈子,大家彼此切磋,互相影响。第二次去澳大利亚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时间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真地考虑我在澳洲能够做些什么。我分析了一下,澳大利亚的位置介于东西方之间,和古老的欧洲相比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这里可以看东方也可以看西方。因此我给自己定了目标,以创作东西方文化混合交融的作品为艺术特点和发展方向,凸显自己的个性。我的父亲非常开放,随意,会开玩笑,很有幽默感,他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我。根据我的这一特殊条件,我要求自己在作品中,一要体现幽默性;二要体现知识性,因为澳洲观众受教育程度高的状况;三要体现智慧性,因为九十年代信息发达,我可以广泛接触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借鉴不同文化的内容,将作品的中心内容按照后现代创作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创作的三要素原则。


按照这三个原则,第一批作品很快诞生了,叫“活标本”。我去掉了我过去作品中有关中国文化的符号,加入西方文化的内容,以调侃,幽默的形式出现,展出之后反响很好,我沿着这个思路创作了第二批作品“试管婴儿”“伟大的茄子战争”“寻宝藏”等。这些作品的展出引起了澳洲主流艺术界的关注。1991 年国立大学艺术系召开一个以亚洲后现代艺术为主题的国际会议,邀请三位亚洲艺术家出席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展出自己的作品,我有幸被邀请成为三个艺术家之一。会议期间很多澳洲艺术界专家学者出席讨论我们的作品。昆士兰美术馆的副馆长Caroline Turner 三次前来看我的展览,见到我时她激动地对我说:“你的作品很棒,感觉很新鲜,我没想到在中国有像你这样的艺术家。”听了他的话我很受鼓舞。这之后澳洲的主流媒体就开始采访我。当年我作访问艺术家的时候就开始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大学里办了个人巡回展览。




活标本  1991



试管婴儿1993




伟大的茄子战争  1994


寻宝藏  1995



塔斯马尼亚艺术学院的生活是简单而忙碌的,但也免不了孤独和寂寞。院长对我非常关照,我们既是师生,也情同父子。老教授的特点是在学校里不拘言笑西装革履,让人陡生敬畏。所以有一天我正在工作,他来了,跟我说了一堆话,我只听懂他提到一个日期,其中有一个单词“birthday”好像很耳熟,但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意思。教授看出我没听懂,便伸出双手放在胸前作抱小孩摇摆状,嘴里还发出婴儿的哭声。我被他彻底搞懵了,越发慌张,心想这个老头儿今天是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啊。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教授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写出了一个日期,我恍然大悟,原来他邀请我参加他的生日聚会,而且用肢体语言表示婴儿出生,启发我理解。看到我终于明白了,老教授一边现出如释负重的夸张表情,一边假装大声喘气和擦汗,又把头对准了墙好像要撞墙似的,那幽默诙谐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让我感到非常的亲切和温暖。每每想起都会让我忍俊不禁。


1991年我策划了一个画展叫“新浪潮”,把中国的一些艺术家介绍到澳大利亚。我们的“新浪潮”展在塔斯马尼亚巡回之后又在悉尼展出,前后一年多时间,刚好这年悉尼当代艺术馆成立了,我作为其开馆之后第一位访问艺术家被邀请到那里工作,从此我离开塔斯马尼亚定居在悉尼。1992 年国立大学邀请我做了半年的访问艺术家。1993 年我的作品“伟大的茄子战争”被澳洲最重要的艺术杂志 Art and Australia 誉为当年的最佳作品。在悉尼办展览期间住在我朋友家里虽然我们都身为艺术家,但是他们来到澳大利亚后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各种与艺术不相干的工作。为了帮助他们继续艺术生涯,我联络了几个朋友一起在悉尼画廓聚集区一家一家的拜访,上门推销我们自己。一开始走访了几十家画廊,被人家或客气或粗鲁地拒绝了。我们没有气馁,继续敲门。第三天我们走进一个叫 Sherman Galleries 的画廊,老板是一位精明的中年女性,她看了我们的作品照片后比较感兴趣。留下了我们的电话。几天后她亲自来看我们的作品,又过了些日子大约 1991 年的 11 月,在她的画廊展出了我们的作品,新南威尔士洲美术馆馆长 Edmund Capon 为展览揭幕,这件事在当时的悉尼艺术圈引起了轰动。


同年,周思卸任回到了澳洲。他帮了我们的大忙,因为他的中文很好,顺理成章他做了我们的中间人和展览策划人。1992 年 Sherman Galleries 再次为我们举办了一次联展,两次展览只有我的作品比较受欢迎,而且有人收藏。所以第三年这家画廊只和我签订了代理合同,1993 年由于我在艺术方面的成功,我向澳大利亚政府以“世界著名艺术家”的名义申请了特殊人才移民。我递交的的材料中需要有专家的支持信。结果短短的两周时间,有 52 位专家学者给我写了推荐信。画廊老板看到这些信后非常吃惊,她没有想到这么多专家了解我支持我。我把厚厚一沓材料交给移民局,两个月后就拿到了绿卡。每年澳大利亚这个移民项目有 200 个名额,1993 年只有 75 人得到了移民局的批准。主流媒体得知信息后马上来采访我。从此我留在了澳洲。


我在澳大利亚的 20 年中是以职业艺术家的方式生活的,没有为生存打过工,卖画是我主要的经济来源。1991 年的一天我在朋友家聚会,周思来了,还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悉尼当代艺术馆以 2.5 万澳元的价格收藏了我的一套 50 张纸上作品。这真是太意外以至于我和我的朋友全都沉默了。我沉默因为太激动,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而我的朋友们心情就不一样了,他们同是从大陆来的艺术家,为生计苦苦挣扎,干着各式各样与创作无关的工作,反差巨大。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觉,赶紧给我太太打电话和她分享我的快乐。我太太给我回信说在国内我的艺术家朋友算了一笔帐,以当时的生活状况,我的 2.5 万澳元可以供养 100 位国内艺术家一年的生活,可想而知当时中国大陆艺术家的生活是多么的清贫。


回顾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我走过的路,首先进入了艺术学院和当代美术馆,得到了主流艺术圈的认可,还顺利地获得了澳洲身份,没有为谋生耽误艺术创作。我总结,是因为澳洲艺术界和藏家欣赏我的艺术创作,加上当时澳大利亚与中国两国关系友好,我被当作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在亚洲的典型树立起来。此后我不断地在澳大利亚本土和其他国家举办个人画展或代表澳洲参加国际大展,被澳大利亚所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多次获得各种大奖。我的起点高,而且进入了主流文化的中心。这是我取得成功的外部因素。


尽管有时候能够得到政府资助办展或参加展览,在生活上的压力仍然存在。一是精神方面的,一是物质方面的。物质方面的表现是刚到一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因为澳洲各种费用都不低,开销也挺大。那时我太太全职学习英文没有工作,所以我们银行账面上往往只有几百或几千元钱,经济上一直比较紧张,中间甚至出现过山重水复的境地。比如1995年我办个展,展期 20天。开展后一张画都没有卖出去,我当时心情忐忑不安,因为除了卖画我没有其他收入。我和我太太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画展不成功,我就要开班招收小学生,否则我们的生活就难以为继。直到展览的最后一天最后两个小时,奇迹出现了,一下子卖出了好几张作品,赚了一些钱。我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了放松。起步阶段非常不容易,真是惨淡经营。澳洲人口少市场有限,全澳洲能够以卖画为生的艺术家大概只有三十/四十人左右。完全靠艺术养家相当艰难,一般来讲艺术家会在创作之余再找份工作贴补家用,而我集中精力搞创作从来没有去兼职。精神方面的压力是,在一个全新的地方,艺术的发展如何受到关注,如何凸现出来,方向在那里,三要素如何表现等等。我在创作过程中。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关起门搞创作,而是时时关注身边或世界上发生的大事,紧跟时代的步伐。比如有一段时间媒体经常有难民船到达澳洲的新闻报道,比如我回国探亲发觉中澳两地在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再比如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些内容都在我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当我对澳洲的政治感兴趣时,我也创作了与此相关的作品。这不仅仅是创作题材的选择问题,我觉得这些内容作为主体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我们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从上小学一年级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下乡插队。10年文革结束后,上大学,工作,赶上改革开放,各种西方思潮进入中国,大家又纷纷出国闯世界,几十年动荡的生活在我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我们普遍比较关心事实政治,对社会有责任感,和我同时代的艺术家像徐冰,蔡国强都有这个特点。而且国家或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存,艺术家用视觉形象表现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且打动观众,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与70 后,80 后的艺术家存在着诸多不同,他们没有我们的生活经历,没有体验过动荡和苦难,缺少历练。我们这代人生活成长的特殊环境造就了我们具有这样的特点。


纵观我的作品主题,从东西方文化交融,到环境保护,到政治,到历史,一步一步深入到澳洲社会的不同层面。澳洲媒体给我的称谓也相应的一次一次发生着变化,开始介绍我是“中国艺术家”,1995年后是“中国澳大利亚艺术家",再后来是“澳大利亚中国艺术家”,2000年后是“澳大利亚艺术家”。这不仅是头衔的变化,背后反映的是双重的认可。其中一种认可来自于我自己,我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关注澳大利亚社会的不同方面,在作品中加以表现,被澳洲观众逐步认可,作品越卖越好;另一重认可是我在澳洲居住的时间越长,对澳洲的认识了解越深入,对澳洲越认同。所以头衔的变化是一个标志,反映了我所代表的澳洲新移民与澳洲文化的融合。看到自己多年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我很欣慰。相应地,在物质上收获也越来越大,我因此有能力将物质的收获用于艺术进一步的发展和创作实践。从而精神上获得更大的满足。


我很多朋友到澳洲后为生存不得不中断了创作,等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支撑自己的生活后,有的人才又重新开始艺术创作,有的人无奈的转行了。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一直没有离开我心爱的事业,当然这也与我个人的努力分不开。我有一个艺术主张:人到哪里,就应该了解那里,与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还要关注,表现那里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但是我的一些中国艺术家朋友,他们在澳洲居住了 20 年甚至更长时间,可他们作品表现的主题与澳洲没有多少关系,没有反映澳洲的历史和文化内容,使澳洲人难以理解。还有的艺术家表现的是非常个人的东西,缺少对澳洲这块土地的关怀。我的艺术主张强调艺术家有责任表现当地的文化,与当地人所想所思产生共鸣。因为你毕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与她有着天然的联系,你有责任反映这里的生活,我的艺术主张和判断最终得到认可与此有着相当的关系,直接的结果就是获得了较高的认同。


对于如何融入澳洲社会方面我花了很多心思。我始终关往新潮流,新思想并想办法把新内容表现在自已的作品中,也就是追求创新。然而创新必然要冒风险,主要表现在商业上,观众喜欢我,收藏我的作品,一旦我改变了风格,在变化中失去了固有的符号,他们还会喜欢吗?还会买我的作品吗?不一定。所以创新和保持原有风格之间的平衡关系很微妙。


你问我为什么要不断变化自已,我想说:首先,我的个性决定了我不愿意重复自己,喜欢向其他领域扩展。刚到澳洲时我自己单独创作,2003 年后我开始进行团队式运作。因为我搞展览规模越来越大,我一个人已经做不过来,需要助手,需要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比如“另一种历史”是一个大型展览,800 平方米的面积,张壁画在一个月内完成,工作量巨大,必须组建一个团队。但是团队中人员的水平不同,特点不同,怎样扬长避短,发挥他们的特长,我都要事先考虑精心准备加以安排。我觉得我现在更像一个导演。改变了我原有的角色,同时承担多种角色,这是一种超越和扩展,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和收获。




另一种历史,悉尼动力博物馆个展

2006 ~ 2007




云之上

铜雕

70 × 54 × 122cm   

105 × 113 × 81cm   

84 × 48 × 130cm (Left to Right)    2014




其次,从创作形式讲,最早我在纸上作画,布上作面,现在我直接在墙上作画,还搞雕塑,做装置等等。无论材料方面还是人员方面都是在改变我自已,创新并且挑战自己。很刺激很兴奋。另外从市场方面考虑,澳洲市场小,藏家有限,如果不改变风格,喜欢我作品和收藏我作品的人就会越来越少。经常变化可以引起观众不断关注我,跟踪变化收藏我不同时期不同的作品。这也是商业运作的需要。


我有一方印,叫“造惊奇
。所谓造惊奇就是追求创新,如果重复就没有惊奇可言了。我喜爱读书,广泛阅读使得我对澳洲的历史兴趣盎然。澳洲的教科书和主流文化一直宣传英国人库克船长发现了澳洲大陆,我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我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明朝的郑和来过澳洲,随后我作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大型博物馆式的作品“另一种历史”,这个作品就是我造惊奇的具体体现。我对澳大利亚这片土地是由西方人发现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我认为是中国的郑和早于英国人 350 年发现了澳洲大陆。这是一个非常另类的观点,与他们的教料书和主流文化相悖。我代表的是亚洲特别是华裔移民的声音,这对主流文化来说当然是非常刺激,在艺术上达到了“造惊奇”的效果,而且在挑战中我运用的是机智,凤趣,调侃,幽默的风格,提出的话题却是深层次的和严肃的,这既容易让人接受还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所以移民艺术家在融入这个社会的过程中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才能取得多元的认可。用移民艺术家特有的眼光看待固有的文化,作品角度不同,引发的话题就会比较有趣。


为了造惊奇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我自己基本上没有业余生活,白天创作,晚上看书收集资料,储备各种知识,吃完晚饭看电视的时间,我虽然人在看电视,实际上我的心、脑都在工作,思考我的作品。我太太和孩子对我这方面都有意见,说我一门心思只想创作。我艺术圈的朋友评论我是“劳模”,意思是没有人监督特自觉的工作。20 多年来我生活一直如此,已经形成习惯,这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也许外人看来我的生活像苦行僧,但我自己从来不感觉苦而是乐在其中。我感觉这样的生活很充实,很享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心爱的事业。




寻找敌人(局部)  2005




1999 年悉尼当代艺术馆为我做了一次10 年回顾展,该艺术馆在我之前从未为个人开过个人展,我是在澳大利亚享此殊荣的第一人。新南成尔士洲洲长为我的展览揭幕,这次展览是我的重要转机,从此作品就卖火了,紧接着我又办了一次个展,结果,展览开幕之前我的作品就被一抢而空。一旦作品卖得太好了,我心里又感觉特别不是滋味,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辛辛苦苦养大,一下子就卖掉了,舍不得,很失落。另一方面有些担心,在西方把艺术家分为商业艺术家和美术馆艺术家,后者往往非常清贫。按照西方的观点,艺术家在商业上太成功,会被主流艺术圈划入商业艺术家范围,他们认为商业艺术家只顾赚钱忽视艺术上的追求,缺乏实验性和超前意识,这样的艺术家慢慢就会被边缘化,在艺术界遂渐失去话语权。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画卖的价格很贵,销量很好,但是众多美术馆都把他归类为商业艺术家,所有双年展,大展,那怕是一个小型的主题展都不邀请他参加,这让他很伤心。以此为鉴,2004 年我改变了风格,创作了一个系列作品“寻找敌人”,这是因美国“911”事件有感而发。这个作品卖的特别差,但是它实验性特别强。下个月我在深圳 OCAT 当代美术馆办一个展览“魔咒”,1200 平方米的面积,我带领我的团队要干一个月,全部为壁画,展览结束就覆盖掉了,体现的也是实验性,带有挑战商业性的目的。




魔咒——关伟2011 OCAT个展,何香凝美术馆Ocat当代艺术中心深圳



目前在中国艺术界不分艺术还是商业,有时还以商业上的成功判断艺术家的价值,这与西方极大的不同。我对此有自己的观点也有自己的行动。我认为商业上的成功不一定代表艺术上的成功,有时候正好相反。


2008 年我在北京设立了工作室,继续我的事业。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艺术家的生存空间、选择余地和自由度与 20 年前相比截然不同。这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一起向前。




2011 年 月于北京

关伟







关 伟

Guan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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