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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但在兰考他舍弃了一切爱好……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8-04-12 14:13:56
焦裕禄
  焦裕禄(1922-1964),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1954年8月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焦裕禄调任兰考县时,当地正遭遇严重的灾荒,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焦裕禄带领当地百姓,全身心投入到封沙、治水、改地的工作中,靠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走访,把所有的风口、沙丘、河渠逐个丈量、编号、绘图,制定了治理“风沙、内涝、盐碱”的科学规划。他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植树治沙,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当地的“三害”得到了有效治理。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去世,年仅42岁。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斯人虽去,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却代代传承。

焦裕禄在泡桐树前
焦裕禄的话

勤俭朴素

  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等大家都穿得好时,我自然也就穿得好了。

  从小养成又懒又馋的坏习惯,长大了就会变成只会享受不会劳动的人,你们应该从小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

  现在全国上下都搞经济建设,大家都勒紧腰带过日子,我也不能例外啊。这件大衣还能穿,就让它多为人民服务几年吧!

热爱劳动

  自己能办到的事,应该自己办,不要事事都依靠别人。从小不爱劳动,光想依靠别人的劳动去生活,长大了会变成个怕困难、怕吃苦的人,就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刚出校门就进机关门,她缺了一堂劳动课,这是不可以的。

  现在干家务活是为一家人服务,将来长大了就为人民服务,我们不应该一面做着活,一面想叫别人夸自己好,如果有这样思想,就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长大了,也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廉洁自律

  鱼塘是集体的,怎么让我一个人尝鲜?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制度,乱尝鲜,集体财产不就变成私有财产了吗?

  现有国家安排人员是有计划的,我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给自己的亲属安排,不能带头违反党的政策!

  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街上对群众要有礼貌,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

一心为民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

  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咱们是群众的带路人。现在群众都在看着我们,越在困难的时候,领导干部越要挺身而出。

  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希望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下,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艰苦奋斗

  要在困难中坚持下去,困难能考验人,坚持就是胜利。

  事在人为,路总是人走出来,困难总是要人去克服的。

  在灾荒困难面前,只有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向困难作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

  在胜利面前找缺点,在困难面前找出路。

  要小小气气地过日子,细细致致地做工作。贯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综合整理自《永恒的丰碑 焦裕禄的故事》,焦裕禄干部学院编著,大象出版社2014年)
焦裕禄与妻子徐俊雅的合影
家风故事一:铅笔、钢笔、文具盒
铅笔、钢笔、文具盒
焦守凤①

  我上小学的时候,用铅笔不知道爱惜。每次写字总把笔头削得很细,抄一课书能削好几次铅笔。我还不喜欢用短铅笔,只用大半截就扔了,又要爸爸给买新的。这样要了两三次,爸爸就问我了:“你用过的铅笔头呢?”我说:“扔了。”爸爸说:“以后你要新的得拿旧的来换。”这样我就不敢乱扔了,看看还长,也不敢拿到爸爸那儿去换。用到只有一寸长了,我拿到爸爸那里,想着这次总可以换支新的了。谁知他拿出一个铅笔套,套在铅笔头上,对我说:“看,这不是还能写吗?”我又拿了回来,用了几天,这次用得只剩花生仁那么大了,才拿到爸爸那里换新的。我噘着嘴,很不高兴,嘟嘟哝哝说爸爸太抠索。爸爸听见了,笑了笑对我说:“别看铅笔小,这是经过很多工人叔叔劳动才制成的。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都应该爱惜。再说全国有多少学生,要都象你这样不节约铅笔,一年得多生产多少铅笔呀。”听了爸爸的话,我感到很惭愧,从这以后我就再也不胡削乱扔铅笔了。

  我们班里的同学几乎人人都有个文具盒,只有我没有。我要求爸爸也给我买一个。爸爸说:“好,爸爸给你做一个。”第二天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借来把小锯和锉刀,用木板给我做了个文具盒。做好后还用花纸剪了“好好学习,热爱劳动”八个字,贴在盒盖上。我接过来一看,心里十分高兴。

  妹妹玲玲上学以后,总吵着爸爸给她买一支钢笔,爸爸没有给她买。爸爸说:“你还小,不需要用钢笔,等大了爸爸给你买。”可是玲玲还一直惦记着用钢笔写字。有一次,她在路上拾到了一支钢笔,回到家里翻来覆去地玩着,后来又放到书包里了。弟弟叫她去交给老师,她说:“爸爸不给我买钢笔,我拾到一支也不叫我用吗?”爸爸知道了,就对玲玲说:“拾到的东西应该还人家。快把钢笔去还给失主,找不到失主就交给班主任。那怕拾到一分钱,咱也要想法送还给人家。”又告诉玲玲,一年级时用钢笔反而不方便,等老师说需要用钢笔时,一定给她买一支。又说:“你不是喜爱钢笔吗?要是将来你能用钢笔的时候,不小心把钢笔丢了,别人拾了也不还,你心里怎么样?现在那个丢失钢笔的同学,该多么希望有人马上把钢笔交还给他啊!”妹妹听到这里,立即拿出钢笔去交给老师了。(摘自《回忆爸爸》,焦守凤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注释】

  ①焦守凤:焦裕禄的大女儿。
焦裕禄家人的合影
家风故事二:一粒米来之不易
  一天,焦裕禄下班回家,进门看到地面上有一块杂面馍,便弯腰拾起来,吹了吹沾在上面的土,放在煤火台上烤着。

  焦裕禄放下手提兜,孩子们立刻围了上来,二儿子跃进抢先坐在他腿上,小儿子保钢爬上背,嚷着叫爸爸讲故事。焦裕禄看着几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望着忙碌做饭的妻子,心想,现在全家的生活多幸福呀,孩子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不懂得种庄稼的艰辛,不知道爱惜粮食。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对孩子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暂时配了杂粮。可在解放前,我连橡子面窝窝也吃不饱……”

  焦裕禄伸手拿过烤焦的杂面馍,接着说:“现在你们的生活和那时比可是太幸福了,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就体会不到新社会的甜哪!掺了粗粮的馍嫌不可口,就随便扔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你们想一想,随便扔馍,对不对?”

  焦裕禄又进一步启发孩子们,“谁会唱《我是一粒米》?我来配乐。”他顺手摘下了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我是一粒米呀,大家要爱惜,一粒一粒米呀,来得不容易,农民伯伯早起晚睡,每天去种地。小朋友啊,吃饭要注意。”清脆悦耳的歌声荡漾在家中。

  五岁多的跃进,自知做错了事,惭愧地说:“爸爸,馍是我扔的,以后再也不扔馍,浪费粮食了。”小跃进接过馍,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摘自《永恒的丰碑 焦裕禄的故事》,焦裕禄干部学院编著,大象出版社2014年)
焦裕禄下乡
家风故事三:谁也不能看白戏
  在焦裕禄刚来兰考不久的一天,夜已很深了,几个孩子都睡下了,唯独大儿子焦国庆还没回来。正要问,国庆从外面回来了,并愉快地告诉焦裕禄,他刚刚看了戏。焦裕禄问他谁给买的票。国庆说,他说自己是焦书记的儿子,售票员就放他进了门。焦裕禄听后眉头一皱,心想:这么小的孩子,就以干部子弟的身份看“白戏”。于是严肃地问道:“国庆,你看戏不买票,对吗?”

  国庆说:“我是小孩,没人在意。”焦裕禄说:“年龄小就知道占公家的小便宜,长大了就会贪大便宜,这是很危险的!演员唱戏,是一种很辛苦的劳动,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国庆听爸爸口气严肃,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表示自己再也不去看“白戏”了。焦裕禄从兜中掏出两角钱,交给国庆,语重心长地教导他说:“从小就要养成公私分明、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县委书记,就要搞特殊。明天把钱送给检票的叔叔,向他承认错误!”

  在兰考,很多人都知道焦裕禄爱看戏。他不但爱看演出,还爱看排戏,还时不时地给演员提点意见。有一天,他在兰考剧场外排队买票,有人惊奇地问:“焦书记,你看戏也排队买票啊?”

  焦裕禄笑哈哈地反问:“我怎么就不能排队买票?”他买了一张第27排的票,对号入了座。剧场负责人发现他坐得那么靠后,上前拉起他,抱歉地说:“焦书记,请到前排坐。”

  焦裕禄和蔼地说:“谢谢!我买的就是这一排的座。乡下群众轻易不进城,看戏的机会少,前排的位置应该让他们坐!”

  剧场负责人说:“前排有给县委领导留的位置,这是多年的老规矩啦!”

  这个“老规矩”焦裕禄早就有所耳闻,但不管剧场的负责人怎样拉他,焦裕禄都一动不动,并且清晰地回答道,“过去个别人兴起的‘老规矩’不合理,应当废除。”

  为了纠正从看戏上反映出来的不正之风,焦裕禄首先从自身开刀,以国庆看“白戏”为例,在县直机关干部会上多次检查自己对子女的教育不够。县委根据他的建议,针对当时的一些不良倾向,发出了《十不准》的通知。(摘自《永恒的丰碑 焦裕禄的故事》,焦裕禄干部学院编著,大象出版社2014年)
延伸阅读一: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徐俊雅①

  我同焦裕禄同志生活在一起已有十多年,他好像永远不知道啥叫“难”。记得我们才从地方转到工业上那会儿,那困难才大呢!他文化不高,从来没有见过机器,别人给他介绍情况,他啥也听不懂。图纸摆在面前,看花了眼也不明白。当时有人就说:“看,拉牛尾巴的人也来学工业!”可他不听这些,还是迎着困难干。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的时候,他担任车间主任。他慢慢学会了看图纸,什么活也能干一些了。工人同志都喜欢他,说“老焦真行,钻劲儿大,是咱们的好主任!”

  到兰考以后,他经常下乡,时常一去就是十多天。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过去少了。有时我们在路上遇见,他总是朝我笑一笑,就匆匆忙忙骑车走了。

  记得那是一九六三年的夏天,一连几天下大雨。他冒着猛雨下乡去了。好几天以后才回来。他对我说:“这雨下得真好。”我责怪他说:“一个兰考县都快淹完了,还好呢!”他说:“俊雅,不下这么大的雨,怎能知道它淹到啥程度?你挡不住老天下雨,今年受淹了;可当你查明了水情,知道了地势高低,就能制住老天,明年咱们就不叫它淹。”经过一年的苦干,一九六四年同样下了很多雨,受淹的地就大大减少了。

  ……

  他时常对我说,作一个领导人,要处处以身作则,不要特殊化,要完完全全遵照党的政策办事。到兰考后,我们全家搬到县委机关住。院子里孩子很多,他们常常叫着闹着满院奔跑,有时就闯到办公室里,影响工作。县委就作出决定,让家属全部搬出机关。当时我不想搬,住在机关里上班近,用家具、打热水都方便。我想看一看,等别人搬了我再搬。老焦知道我的心思以后,就严肃地对我说:“你光图自己生活方便,就忘了对工作不方便。要是谁都看着别人,就一个也搬不走。我们应该第一个搬。”我们搬家以后,别的同志也一个个搬出了机关。

  一九六二年冬天,领导上知道我家孩子多,过冬棉衣有问题,决定照顾我们三斤棉花。他一直不让我去买。我一再向他说,他都坚决地回答:“一个领导人,绝不能特殊。”

  离我们家不远,有一个大坑塘,原来塘里有一些野鱼。老焦发现这个塘可以养鱼,就让人给放了几万尾鱼苗。他非常爱鱼,有时看到捕鱼队去打鱼,就跟同他们一起打鱼。有时他把鱼捞上来看看长多大了,再放回水里。有一天,渔场的同志用桶装了十多条活鱼到我家,说:“焦书记为这鱼塘没少操了心,这几条鱼让他尝尝鲜吧。”孩子们看到鱼喜欢得什么似的,二儿子跃进趴在桶边上捞鱼,直嚷:“俺要吃鱼,俺要吃鱼。”老焦知道后,对孩子们说:“这鱼是叔叔们劳动养大的,咱们不能要。”说罢,把鱼放在盆里,让大儿子国庆送还了渔场。

  我们来兰考后,我哥哥嫂子不断对我说:“让你侄新太给老焦当个通讯员,不比用别人强吗?那孩子字写得好,算盘打得哗啦啦,当几年通讯员不就提升成干部啦!”我知道老焦的脾气,没敢提。可挡不住他们老是絮叨,有一次就向他提起这事。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说:“不中!现在农业上需要知识青年,那里的天地很广阔,让他在那里好好干。我是一个县委书记,我不能随便用人,带头违反国家的政策。”

  在生活上,他从来不感到啥叫“苦”。我知道他有病,有时给他买点鱼肉,他不肯吃,总是说:“咱们的生活比起贫下中农已经好得多了。我过去也是受苦人出身,生活可不要浪费啊!”他的一条薄被子不知盖了多少年,轻轻一扯就是个窟窿。那双袜子,袜底袜筒补钉压补钉,还不肯买新的。有一次,我气得不给他补,他就拿起一块布自己补了起来。

  老焦非常爱孩子,孩子们也爱他,一见他回家,总是扑过去,一个个往他身上爬。他就背上驮一个,怀里抱一个,胳膊上挎一个,高高兴兴进屋来,他给他们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

  可是他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国庆要买本子,他先要看看旧本写完没有。买了东西剩一分钱也要向孩子要回来。他说:“应该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割麦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们下乡,参加劳动,让他们知道农民种粮食是多么辛苦。

  ……(原载于《人民日报》)
  
  【注释】

  ①徐俊雅:焦裕禄的妻子。
焦裕禄在工厂学习
延伸阅读二:我的父亲焦裕禄
我的父亲焦裕禄
焦守云

  父亲去世已经50年了。

  1922年8月16日,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的小山村自耕农家庭里,小学毕业生,青少年时代他曾逃过荒、要过饭,做过长工、打过短工,还当过挖煤工。

  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军南下,曾经在河南尉氏县搞过土改,他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他在那儿工作了9年。

  在洛矿,父亲完成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深造。厂里把他作为选干生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又到大连起重机厂当了2年的实习车间主任。父亲在洛矿担任过车间主任、调度科长等职,1962年年初,他又调到当年参加土改的尉氏县,当了半年的县委副书记。

  1962年冬天,他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几个月后任县委书记。父亲在兰考的那段时间,也是大家最熟知的时期。

  带头治“三害”,就是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兰考县位于河南东部,与山东搭界,北依黄河,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地方。黄河多次改道,给兰考留下了大片的沙荒地、盐碱地及内涝。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给兰考带来了多年的灾难。

  1962年冬天,父亲到兰考工作,这一年也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三害”加上自然灾害,兰考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亩产只有43斤。当时兰考有36万人,灾民近20万。兰考紧邻陇海铁路,火车一来,大家都哭着喊着往火车上挤,灾民要逃荒到丰收区去。

  在兰考,父亲组织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县火车站召开,因为当时灾民每天都集中在火车站。父亲指着逃荒要饭的人群对参加会议的委员说:“同志们,灾民们背井离乡去逃荒,党把兰考36万人民交给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是我们失职啊!”

  “三害”不除,兰考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面对大家的畏难情绪,父亲动情地说:“小鸡凭着一双爪子挠食吃还饿不死,我们有党的领导,有36万兰考人民,每人都有两只手,还愁治不了灾,养活不了自己吗?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生产自救的决心。只要我们发扬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一定能够挖掉穷根。是共产党员,就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当时兰考的沙土地有24万多亩,风沙非常大,一刮风水井都会被沙填平,晚上关好的门第二天就能被风沙堵住。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兰考的沙丘,一刮风,沙丘就随风滚动,危害很大。

  “必须查清风从哪来、到哪去,哪儿是风口,不能再让沙丘到处流动。”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风最大的时候就是父亲他们查风口的时候,风刮得他们睁不开眼,一张口就是满嘴的沙土,合上嘴,嘴巴里就咯吱咯吱乱响。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查清了兰考的风口和风沙走向。

  查出了风口,如何治理风沙?大家着急。一天早上,父亲在村口看见一个农民拿黏土封坟,父亲问他为何这样做。农民说,这是他母亲的坟,一刮风,坟头就没了,拿黏土封上坟,种上草,再大的风也刮不动,只要一个上午就能封好。当时父亲就想,兰考36万人还愁封不上那些沙丘吗。回去后,父亲立即召开会议,提出“贴上膏药、扎上针”的计划,贴上膏药就是拿黏土把沙丘封上,扎针就是种上树,时间长了再大的风也刮不动沙丘了。沙丘不流动了,沙土地就好治理了。

  但执行计划时又遇到了困难,大家吃不饱肚子,怎么干重体力劳动?父亲召开了动员大会,他说:“……如果你们留下来治理沙丘,我保证你们能吃饱。”

  兰考的土地上不长粮食,父亲组织多个小分队用救济款去丰收区采购萝卜干、红薯片、粉条等代用粮。于是,许多村民就留下来勒紧裤腰带干,有了领导干部带头,村民也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很快,他们就用最简单、最实用的办法解决了封沙丘的问题。

  兰考有16万多亩盐碱地,寸草不长、颗粒不收,铁路两边都是白花花的,像刚下过小雪。上世纪50年代,那里的老百姓卖小盐,不交税。要是地里全是盐还好,地里有盐、有硝也有马尿碱,必须区分开来。当时兰考没有盐碱化验器,父亲就说:“我有一个从老农那学的办法,这个设备人人都有,结果准确、携带方便,那就是咱们的舌头,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臭的是马尿碱。”父亲领着大家尝遍了兰考的盐碱地,把土地做了一个大致的分类。

  治盐碱非常难。父亲下乡的时候发现一个农民的菜长得特别好,问其原因,才知道是农民把一米以下的土挖上来翻到上面来种地,土质能维持一两年。“兰考急需生产自救,这样做起码能解决当年的吃饭问题。”于是兰考就开始了土地深翻工作。1963年,在经过改造的盐碱地上,终于种上了庄稼,兰考取得了1958年以来最好的收成。

  兰考位于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拐弯处,黄河泛滥给兰考留下了许多坑坑洼洼的地方,根本种不了庄稼。更可怕的是一旦下雨,就会造成严重内涝。1963年8月2日到9日,下了整整8天的大雨,兰考人称为“白帐子雨”。雨又大又急,洪水横流。除了留下两位值班的同志外,父亲带着县委其他同志去各地考察水灾情况。

  面对这样的大雨,有村干部犯愁,写了一首打油诗: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愁来愁去没有头。读完后就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一些村干部也跟着哭。平时性情很好的父亲当时就急了:“哭有什么用,天还是要下雨、地还是会积水,哭要是有用,我就带头哭。”于是趴桌子上做了一个哭的样子,同志们看他这样就破涕为笑了。父亲说:“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群众都眼巴巴看着县委,干部如果不能挺直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这叫‘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支由水利技术人员、当地干部和县委工作人员组成的考察队伍出发了。父亲生前就画了许多兰考地形图,但还有很多没画完。父亲去世时,群众打出的横幅是:“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他管村里的大娘叫“娘”

  在治理“三害”过程中,父亲提出了“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要求,每次到农村,他都要去最穷的那家人家去吃百家饭。“只有到最穷的人家去,看屋里有没有粮食,床上有没有被子,老人身上有没有棉衣,才能了解这个村到底是什么样的。”为此,他曾经在一个饲养员老大爷的牲口棚里住了三天三夜。

  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父亲和同事到了一个五保户家里,那家里一共两口人,老大娘是盲人,老大爷是个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动。父亲到了他们家,习惯性地看了一圈后,就坐到老大爷床头问寒问暖。这时候,大娘摸摸索索地走了进来,拉住父亲的手问:“你是谁啊,大雪天,你来干什么?”父亲拉着大娘的手喊了一声娘:“娘啊,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父亲喊人家娘,不是到兰考的习惯,在解放初期参加土改运动时,他看见村里头和他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同志,都喊人家“娘”,一是出于他亲近群众,二是他离开他娘的时间太长了,也一直没时间回家,他把这种感情寄托在老百姓身上。

  当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病得比较重,因为没钱给孩子治病,家里已经准备等孩子咽气了,送到村外去掩埋。父亲下乡的时候知道了这事,赶到孩子家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孩子还有呼吸呀,这是咱农民的孩子,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去,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后来这孩子被救活了。父亲去世后,孩子就改名叫张继焦,今年继焦已经50多岁了,一直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工作,他经常对别人说:“我这辈子就做好一项工作,就是为我的焦裕禄爸爸守坟,焦裕禄爸爸的坟,我是离不开了,只要我能动,我就守在这里。”

  父亲在兰考就留下了4张照片,那时候,照相是奢侈的事。4张照片中只有一张是他自己愿意照的,是那张他站在泡桐树下掐着腰照的相,其他都是别人偷着拍的。在兰考他没有一张工作状态的照片,他当时总是对搞宣传的同志说:“你应该把镜头对准群众。”镜头对准群众,群众干劲就更足了,他们说:“使劲干哪、使劲干哪,你看他们给咱照相呢!”

  ……

  他身边的物件,都成了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到了1963年11月,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肝疼得也越来越厉害。他越来越瘦,脸色又青又黄,颧骨高高耸起,变得憔悴不堪。他身边的一切物件,都成了他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刚开始,父亲肝疼时,就用茶杯盖上的疙瘩使劲顶肚子里的疙瘩。如果在写字,父亲就会用钢笔伸进去摁着;如果两只手都被占用,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着肝一头顶着藤椅工作,时间长了,藤椅上就被顶出个窟窿。

  有好几次,父亲工作结束了,还没站起来,就倒到了地上,那么大的个子,半天起不来,那是肝太疼了。母亲哭着劝他去看病,他说:“别着急,我把该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就会去看的。”后来发展到肝疼得睡不着觉,他就把那些平时用的钢笔、杯盖搬到床上。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睡觉都是趴着睡,如果不趴着,那些东西就顶不住肝。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可他依然坚持工作。有次,父亲到农村听大队领导汇报工作,因为肝疼,冷汗一个劲地出,用来做记录的钢笔,两次从他手里掉了下来。在场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紧张,立即把他送去开封地区人民医院。

  到了地区人民医院,父亲被诊断为肝癌。当时大家不相信,送他到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去诊断。父亲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皮下扩散。据医生说,父亲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父亲的生命最多只有20多天了。

  他们带着父亲回到了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那20多天里,父亲遭受了最大的苦、最大的罪。开始他还打止疼针,满怀希望自己能好起来,再回到兰考领着大家除“三害”。当他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时,开始拒绝打止疼针:“止疼针只能止疼,不能治病,这个药这么短缺,我能省一针就省一针,把药留给最需要的人吧!”

  不打止疼针怎么办,父亲有时趴在床上,有时跪在床上,甚至还会把香烟点燃来烧自己的胳膊,他说这是他发明的肝疼转移疗法:“我其他地方疼了,肝疼就会稍微好一点。”胳膊上的皮肤没用了,他又开始烧肚子上的皮肤,大家见了都扭头落泪。

  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来看他,他拉着两位领导的手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达到兰考人民对我的要求,我心里很难过。”这两位领导说:“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你对后事有什么安排、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你就和我们说吧。”父亲沉默了一会说:“我对组织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我死了,也要看见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父亲临终时,把母亲叫到身边,说:“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会很难,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你再苦再难,都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还要记住,再苦再难,也不能向组织伸手要钱要东西要救济。”这是他对母亲最后的交代。母亲当时才33岁,需要照顾两家的老人,还得抚养6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还是给她约法三章。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时45分,父亲永远停止了呼吸,那一年,父亲42岁。父亲走了,我们家的天也塌了,母亲领着我们6个孩子,谨遵父亲临终前的嘱咐,艰难地生活。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中度过的,父亲走了她没有了精神支柱,母亲流了许多泪,老了后还留下眼疾,不哭也流泪。

  父亲不是苦行僧,但在兰考他舍弃了一切爱好

  父亲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爱好与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肤黝黑,但长得非常英俊。到兰考前,父亲一直在哈尔滨、大连、洛阳等大城市工作,接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当时父亲有些文艺范儿,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还是个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就在文工团工作,他们工作队排练了歌剧《血泪仇》,由父亲出演男一号。

  父亲对生活是很热爱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衣服再旧,也洗得干干净净。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爱钻研。他在大连起重机厂时,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了很多文章。父亲这辈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亲用他的稿费买来的。

  但在兰考艰苦的环境下,首先面临的是解决民众温饱的严峻问题,父亲只能舍弃了他一切的爱好,一门心思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就像兰考一位领导干部说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是跑步度过的。”

  ……(综合整理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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